一
对《观察》周刊和它的创办及主编者储安平展开研究，谢泳要算是一位开风气者。他的起步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时他在山西作协主办的《黄河》杂志当编辑，利用少有的出差机会，加上自费旅行的假期，在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以快速浏览方式，分几期通读《观察》
我把《〈观察〉研究》的消息告诉钟叔河先生。他叫我把这个自印本寄给他看看，我立即挂号寄去。谢泳听说钟先生有兴趣看，就又找出一本送给钟先生批评指正。
恰在这年秋初，周一良先生告诉我，十月上旬偕夫人飞美探亲。我抓住这个机会，自作主张地托周先生将《〈观察〉研究》带往美国，交给我的朋友谋求出版。周先生欣然允诺。遗憾地是，历经十载，《〈观察〉研究》在彼岸也未曾出版。这个结果跟承托者谋之不力有关。
今年九月刚出版的这本《储安平与〈观察〉》，它的前身就是《〈观察〉研究》。对其承袭演化的十二年简史，我算得是一个知情人了。谢泳在此书“后记”里说，“我在原稿基础上做了较多删除（主要是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他是很会说话的，细心的读者当能意会之。就我的印象，全书构架基本未变，只是补进了这十二年间各家关注储氏的一些新话题。因为储安平的“消失”，属于一个乱世中的非正常死亡，迫害者、见证者（？）事后都无颜站出来说话；而其他人当年都无暇顾及自身安危以外的事，所以这数十年来关于储安平的消息，自然不大可能有什么突破性新史料出现。这就是：大凡乱世，必是信史流失最多的时代。
二
虽然《〈观察〉研究》此刻不在我的手边，但我在１９９８年春与谢泳合编过一本《追寻储安平》，当时我将《（观察）研究》里不触时忌的篇目尽数选入书中，故现在可依《追寻储安平》中的《〈观察〉始末》一文（及相关篇章），看到其新旧演进的脉络。
《观察》周刊是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在上海创刊的，迄１９９６年９月是她的五十周年诞辰纪念。谢泳对这份周刊的精神和其主编的人格风度怀有一种钦敬的心情，他于是在１９９６年８月在１９９２年旧稿的基础上赶写出这篇《〈观察〉始末》，并特加一副题：纪念《观察》周刊诞生五十周年。今天这本新出的《储安平与〈观察〉》，其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与《〈观察〉始末》中的“三、《观察》的复刊与终止”相比，其改写的段落要丰满得多，也精彩得多！略引如下：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三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查封《观察》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预示了不祥的后果。
以上所引，在我看来有：一、议论平允，二、见解明睿，三、判断谨慎（即无确证不妄言）的特点，这在当今写史者中是颇为难得的素养。
在《〈观察〉始末》第三节，“《观察》的复刊和终止”，仅是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一节叙述和评议，而在此书第十一节“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却扩充到约七千字，对历史的关节点叙述得更充分，个人的史识也得到恰如其分的展开。如：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是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１９４９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十余年来，谢泳的书和文章受到读书界的普遍欢迎，往往就是在这些地方，与读者的良知产生共鸣所致。
三
《储安平与〈观察〉》的第四章“《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是《〈观察〉研究》所没有的。原先仅有“《新路》与《观察》”和“胡适与《观察》”两节。“《新路》与《观察》”一节约五千字，写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新书的第四章中，“《新路》与《观察》”在第二节，八千字。后来谢泳在１９９７年写了一则短文《储安平与他的前辈》（一千五六百字）。这透露：在谢泳研究储安平和《观察》的风气影响下，我们这些“票友”或聊撰一文或偶编一书便浅尝即辍，而谢泳则在断断续续之中，并未放弃对彼刊彼人的继续研究――尽管《〈观察〉研究》久未出版。以上所举两节及一短文，可看作现在第四章的骨架，在“《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总题下，列了五节：
第一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
第二节 《新路》与《观察》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
第四节 《观察》的言论与四十年代大学教授
第五节 《观察》的复刊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
《观察》这个刊物的思想及其风格的承传及其精神来源，可说是我们一般研究者尚未注意或未及探讨的问题，谢泳此书中以约两万五千字的篇幅，将之梳理得脉络清晰又颇具说服力，从而显现出两个特点：一、研究得到深化，二、学术性因之加强。就我看，指出并说清《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史的未来研究是一个推进。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的散布点很多，经谢泳梳理，我们得以窥知，其主纲即在此一线：《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很方便地就能把握自由主义的肌理脉络，从而获得这样一些印象：
一、自由主义的集结、拓展、伸张，每一时期，都有一种刊物成为其思想言论的载体。
二、自由主义者自觉负有一种道义的责任：“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对国事发表意见”。这个“国事”或“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储安平与〈观察〉》第３３页）
三、每一个刊物都标榜谈政治，并且是以谈政治为主，为第一，《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储安平与〈观察〉》第１１３页）《观察》更干脆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储安平与〈观察〉》第３３页）
四、所有刊物都申明自己精神是独立的，理想、信仰是思想自由，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具有理性、容忍的态度和稳健说理的风格。
五、刊物的主编者对人类的基本价值及知识、真理诸问题，都怀有一种虔诚的敬畏心情，对所涉及或引起争论的所有问题，均一本求真、从实、遵理、温恭的作风与异见者探讨切磋。在风度上既具有中国士大夫“士志于道”、崇尚“道尊于势”的风骨，又秉持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爱智的真诚”，成为一个民族坚守良知与正义，置身逆境而不泯其理想，并能延续其文化精神之星火的楷模。
四
《储安平与〈观察〉》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四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言论与政府、社会、执政党之间关系的互动图。它对今天这一代读者的意义在于：可资了解六十年前社会舆论的历史状况，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欲求政治的良好，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合乎理性的舆论环境。所以，他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储安平办《观察》的时期正是知识分子言论最开放最活跃的时期。朱光潜在１９４７年岁杪特撰《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一文，阐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说，“因为在近代国家社会中，大部分生活都要牵连到政治，不由得他们不对政治作思考和形成意见。”《储安平与〈观察〉》一书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言论氛围和储安平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议政风范，其意义还在于，它必然要产生相当的感召力，在读者中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必不乏具有相当识力及思力的读者，从此书诚实的学风中引发更多的思考，悟到更多的东西。
其次，从专业学术的角度来说，对今后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史、政治史、政治思想史、自由史和新闻史的学者，此书将是其不可忽视和回避的参考文献。
（《储安平与〈观察〉》，谢泳著，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９月版，２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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